学者一般皆认为《庄子》内、外、杂篇之划分为郭象所为。如王叔岷《庄子校释·自序》中说：“今本内外杂篇之名，实定于郭氏。”其实，《庄子》篇目的内、外篇之分。《庄子》的内、外篇之分，汉代已经存在。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崔在注解《齐物论》“夫道未始有封”一句时说：“《齐物》七章，此连上章，而班固说在外篇。”班固是汉代《庄子》注家之一，《经典释文》中残留了他的《齐物论》三条注文，《北堂书钞》一百五十八、《艺文类聚》九十七录载了他的《难庄论》残文，都是可以为证的。对于“班固说在外篇”，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理解：一是“夫道未始有封”一章，班固见于别本，属于外篇。章太炎是这样理解的；一是“夫道未始有封”一章，班固以为验其义蕴，当在外篇。蒋锡昌是这样理解的。对这句话的涵义尽管有不同的理解，但都承认这句话证实了这样的事实：至少在班固时《庄子》内、外篇之分已为学者所熟知了。那么，这种内、外篇的划分及内篇篇名之拟定又是班固之前谁人所为？

　　第一个有这种可能性的是誉南王刘安及其学者门客。今人张恒寿对此有所论证，他所提出的论据有三点：第一，淮南王刘安时代的学者和他本人的著述《淮南子》都是有区分内、外篇和另拟题目的体例，第二，内容题目的神秘色彩和刘安著时代相合；第三，内篇题目暗示的政治目的和刘安及其门客的政治野心相符。应该说，这些论据都是言之有理的。但是，这个推断有它的两个脆弱之处：一是它是建立在一个未有历史记载确证的、推测性的大前提上的，即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编纂、整理过《庄子》；二是它是建立在一个错移了的时代观念上，即把在西汉中后期才逐渐形成的将著述、典籍篇目作内、外之分的学术习惯和纬的理论思潮，提前到汉代早期。所以，这一推断就不能如张氏所说是“无可怀疑”，而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。

　　另外一个具有这种可能性的是刘向。据《汉书·刘向传》和《汉书·艺文志序》的记述，成帝时，刘向领校中秘书，兼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。他每校毕一书，都要作一篇“书录”，叙述校书经过，介绍所校之书作者的身世及学术源流。这些书录（《别录》），除了《战国策》，《管子》、《晏子》、《孙卿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邓析》、《关尹子》、《子华子》、《说苑》等十篇尚为完整外，其它皆已散失。从这仅存的十篇书录里，和从其它书中辑出的刘向佚文中，我们可以提出两点情况，断定刘向亦曾整理过《庄子》：第一，刘向十分熟悉《庄子》。在《别录》仅存的十篇完整的书录中，就有三篇论及庄子，此可为证；第二，刘向作过《庄子书录》。《史记索隐·庄子列传》援引了二则刘向佚语：“宋之蒙人也”，“又作人姓名，使相与语，是寄辞于其人，故庄子有寓言篇”，辨其语意，正当是刘向的《庄子书录》的佚文。

　　刘向校书于每书一般都要做广罗异本、除去重复，雠校讹文脱简、写定正本，，条列篇章、定著目次等几项工作。个别还要命定书名、篇名。刘应对〈庄子〉的校理工作。除了删去重复，厘正文字外．可能还将《庄子》划分为内、外篇；并给内七篇拟定篇名。

　　将《庄子》分为内、外篇，在刘向那里基本上是属于“以类相认，—一条别篇目”（《说苑叙录》）的性质的工作，如同他将《晏子》八篇的前六篇划为一类，后二篇划为一类；将《淮南》分为内、外。这种内、外之分，大体是对不同内容特色的一种粗略区分，或至多如颜师古所说“内篇论道，外篇杂说”（〈汉书注〉），并无十分严格的意义，往往也就没有加以说明和标出。例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总称“《孟子》十一篇”，从汉代赵歧《孟子题辞》可知，它实际上有内书七篇、外书四篇之分。《庄子》的情形也是这样，《流志》总称“《庄子》五十二篇”，但从崔譔注可以看出，班固据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编《汉志》时，《庄子》实际上也已有了内、外篇之分。而这种划分正可能是刘向校理《庄子》时，为条列篇章，以类相从而作出的。

　　刘向校理《庄子》时，还可能给内篇拟定篇名。但是，就象刘向曾给个别典籍拟定书名一样。这也不是刘向每校一书时所必做的工作；同时，由于《庄子书录》的散佚，已经失去了七篇篇名（逍遥游、齐物论、养生主、人间世、德充符、大宗师、应帝王）显示的奇特的面貌和内蕴的思想观念所可能形成的那个时代来看，这一推断还是有其根据的。

　　《庄子》内七篇篇名的奇特性，在于它的拟名方法和语言结构既不同于同书的外、杂篇的篇名，也不同于时代其它子书的篇名。《庄子》外、杂篇的二十六篇篇目拟名方法或原则，

　　按照陆德明的划分，可有三类，列表如下：

　　所有这些篇名，除“说剑”外，都取自该篇开头两字、三字，或是第一句，第一段中有实际意义的名物，它们是篇目独立的标志，而不是一篇的内容概括。显然，这样的篇名一般是由编者所定，而非由作者自拟，基本上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篇名拟定法相同，而不同于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的立题撰文或拟题概文。《庄子》内七篇篇名与此不同，它不仅是篇目独立的标志，而且也是一篇内容的概括。所以旧时多有学者认为内篇篇名为庄子手订。但是十分显然，这种概括并不准确，有些篇如果抛开历代注家那种勉强的理解和牵合，篇名和内容甚至可以说是相悖的。

　　例如，就其内容的直接显义来说，《齐物论》篇所述是任万物（或任物论），而不是齐万物（成齐物论）。《德克符》篇所述是道德崇高与形貌完整的不统一，而不德与形的相符。这一情况显示出，内七篇的篇名可能内蕴着某种特殊的、超出了它的国有内容的思想观念，或特殊理论背景下的理解方法。从内七篇篇名的语法结构来看，这种思想观念、理论背景可能不是属于庄子的那个战国中后期时代的，因为它完全不同于与庄子时代相近而稍后出现的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的篇名。

　　虽然这两部先秦典籍里也混杂入他人、他家之作，但学者们还是公认多数篇章是他们本人立题之作。这些题目或篇名少数是一个单音词，如《赋》（《荀子》），或复音词，如《君子》（《荀子》）；多数是由两个字组成的词组（短语）。其中，有主谓词组，如《性恶》（《荀子》），《说难》（《韩非子》；动实词组，如《劝学》（《荀子》），《扬权》（《韩非子》）；偏正词组，如《儒效》（《荀子》），《亡徵》（《韩非子》）；联合词组，如《荣辱》（《荀子》），《安危》（《韩非子》），等等。从语法角度看，这种词组的语义是由两个词稳定的中心涵义组成，合乎汉语的习惯和规范，因崦明确清晰。《庄子》内七篇的篇名和此不同，这给养全由三个字组成，词语结构很不稳定，显得怪僻晦涩，而涵义朦胧模糊，可作多种理解。例如，历代学者和《庄子》注家对“齐物论”至少就有三种不同的读法和理解：一曰齐同万物。

　　这是一种早在魏晋时代就通行的解法，如左思《魏都赋》“齐万物于一朝”，刘勰《文心雕龙·论说》“庄周齐物，以论为名”。至宋代王雯《闻过则喜华真经新传》亦说：“万物受阴阳而生，我亦受阴阳而生，赋象虽殊，而年生同根……此庄子所以有齐物之篇也。”二曰齐一物论。如南宋林希逸《南华真经口义》说：“物论者，人物之论也，犹言众论也。齐者，一也。欲合众论而为一也。”王应麟亦说：“齐物论，非欲齐物也，盖谓物论之难齐也。”（《困学纪闻》卷十）后来清人钱大昕考证说，这一读解法“王伯厚前王安石、吕惠卿等已发其说”（《十驾斋养新录》卷十九）。可见，这是在北宋出现，南宋甚为流行的一种新解法，三曰齐一物与论。这是清代《庄子》注家的一咱解释。最先见于孙嘉淦《南华通》：“物者彼我，论者是非，丧我物化，道通为一，则皆齐矣。”此后，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亦沿袭此读解：“天下之物、之言，皆可齐一视之，不必致辩，守道而己。”《庄子》内篇其它六篇篇名，也存在着与此类似的可以歧谈或歧解的情况。

　　《庄子》内篇篇名以三字为题及其涵义模糊的特色，虽与庄子所处的那个战国中后期时代的子书篇目不同，但与汉代纬书篇目的风格却极为相似。例如，后汉书·樊英传阵贸注列举《七纬》的三十五篇篇目是：

   　　《易纬》六篇：稽览图、乾凿度、坤灵图、通卦验、是类谋、辨终备；

        　　《书纬》五篇：璇玑铃、考灵耀、刑德故、南命验、运期授；

        　　《诗纬》三篇：推度灾、记（汜）历枢、含神雾，

        　　《礼纬》三篇：含文嘉、稽命徵、斗威仪；

        　　《乐纬》三篇：动声议、稽耀嘉、汁（叶）图徵；

        　　《孝经纬》二篇：援神契、鲍命决；

　　《春秋纬》十四篇：演孔图、元命苞、文耀购、运斗枢、感精符、合城图、考异邮、保乾图、汉含孳、佐助朝、握诚图、潜潭巴、说题词、命历序。

　　纬书今已缺残不全，篇目难以遍举，但从上面所举《七纬》三十五篇篇名来看，它们的共同特点正是三字为题，晦涩难解。

　　看到《庄子》内七篇篇名和汉代纬书篇名特殊的相似，我们进而可以推想。这七篇篇名内蕴的思想观念可能也和汉代纬书犀通，因为汉纬与图谶相结合的谶纬之学，是汉代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和学术思潮。这个思潮贯串着一个基本思想观念，即认为阴阳灾害等自然信息，总是预兆着人间祸福，将应着帝王兴衰。图谶纬侯皆由此而生，如《春秋纬》说：“丘揽史记，援引古图，推集天变，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。”非常明显，如果说内七篇篇名内蕴着的符应观念（“德充符”）和帝王思想（“应帝王”）根本不是庄子所具有的，那么它就只能是谶纬之学孕育出来的了。

　　由以上将内七篇篇名的奇特形式和内蕴的思想观念同纬书比较分析，我们可以初步推定，《庄子》内篇篇名可能是由在谶纬思潮激荡下、具有符应观念和主权观念的一个十分熟悉《庄子》的学者拟定的；而曾经整理编校《庄子》的刘向最为可能。

　　谶和纬虽然有着一个共同的基本思想观念，但毕竟也是有区别的，正如阮无所说“纬自纬，谶自谶”（《七纬叙》）。这种区别，一是大抵谶因事作预言，属方术；纬附经而立言，属演经。二是谶言出现较早，在先秦之时。如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扁鹊之言，“……公孙支书而藏之。秦谶于是出矣。”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有“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详（祥），明书著之”之说。而纬书出现较晚，在西汉之时。如〈尚书纬〉、〈春秋纬》都达及“《尚书》百二篇”。而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指出，“或云‘百二篇’者，误有所由，以前汉之时有东莱张霸伪造《尚书》百二篇，而为纬者附之。”（《尚书序疏》）张霸是成帝时人，其伪造《尚书》之事见《汉书·儒林传》及《论衡·佚文》和《正说》篇。可见，《尚书纬》、《春秋纬》是编造于成帝以后。《孝经纬·鉤命决》“帝王建，考九会”，隐言汉高祖刘邦到光武帝刘秀为九世，是东取初多才编造出来的。大体而言，谶纬是在西汉后期方才合流，蔚为大观，成为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巨大影响、具有神学色彩的思想潮流。正如张衡说：“谶书始出，盖知之者寡……成、哀之后，乃始闻之。”（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）这个谶纬之学勃兴的成、哀之世，也正是刘向学术活动的高峰时期——领校中秘书。

　　《汉书·五行志》序说：“汉兴，承秦灭学之后，景武之世，董仲舒治《公羊春秋〉始推阴阳，为儒者宗。宣元之后，刘向治《谷梁春秋》，数其祸福，传以《洪范》，与仲舒错。至向子歆，治《左氏传》，其《春秋》意亦已乖矣，言《五行传》，又颇不同。”（《汉书》卷二十七上）可见，刘向是一个和董仲舒齐名的、以言阴阳灾异著于史册的汉代大儒；只是和董仲舒相比，他的学术中的史实成份多于义理内容。因而，他也是谶纬这一时代思潮中的佼佼者。当然，也许象刘向这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儒家学者，不会如同当时多数趋时学者那样谶纬不分，但象张衡那样反谶不反纬则是很可能的，因为毕竟刘向父子是汉代学者中谈论灾异符应最多者。晚近有学者据《汉书五行志》记载统计，刘向父子推测灾异应符之事有一百八十二件，发表灾异符应理论二百二十六则。刘向是帝胄后裔，特别是在酉汉后期外戚权势日炽的情况下，他的“汉家天一，刘氏为王“的王权思想是非常强烈伪。《汉书》记述，“向每召见，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，枝叶落则本报无所庇荫。方今同姓疏远，母党专政，禄去公党，权在外家，非所以强汉宗、卑私门，保守社稷，安固后嗣也”（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）。这与纬书“为汉帝制法”是极为合拍的。

　　通过以上对刘向那个时代的理论思潮和刘向个人的学术思想、政治思想的简要分析，我们可以比较有根据地进一步推断，《庄子》内篇篇名最有可能是刘向在校理《庄子》时拟制的，因为这七篇篇多所具有的奇特的纬书篇名面貌和内蕴的符应、王权观念，正是一个活跃在谶纬思潮中的、十分熟悉《庄子》的刘氏宗室大儒所可能有的思想的泄露。